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朱元璋时代，为何他老家淮西地区突然出了那么多杰出的谋臣、武将，以及朱元璋蒋介石天蝎座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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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归根，是炎黄子孙的传统，就算经过时空的阴隔，政治因素的分歧，还是能够打破任何对立的意识藩篱，这也是“蒋介石灵柩回家”这一话题引起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关注的原因。
也正因为同一血缘、同一文化以及大陆呈现出了巨大的商业机会，更多台湾商人融入了大陆的经济生活，潜移默化地消弭着两岸的分歧和对立。
这种自下而上的愈演愈烈的交融，让我们看到了两岸人民的民意，看到了两岸关系的前景。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是十六大台湾团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台胞联谊会会长陈昭典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深情感慨。
陈昭典说，浙江人民对台湾同胞非常热情，包括蒋介石老家奉化的老百胜对蒋也很宽容，如果蒋家愿意让蒋的灵柩回乡安葬，而且按一定的程序来办，应该没有问题。
但他同时指出，蒋介石一直希望能把自己葬在中山陵，与孙中山先生葬在一起，这恐怕不能实现。
毕竟同根同源，“蒋介石灵柩回家”这一话题一时间引起全球华人的关注。
凄凉离乡
1919年4月25日，迫于战事紧急，蒋介石离开溪口，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一步。
此前，宣称“下野”的蒋介石在故乡“超长时间”地隐居了3个月零4天，并且在溪口与全家过了一个大年夜，是其自1913年离乡以来36年中的第一次。
离别时，“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至之一？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
蒋家父子一行乘车换轿到溪口40公里外的海边，再坐竹排上汽艇，由汽艇军舰。
甲长戴扬士记得自己撑的竹排还未回到岸边，就听到太康舰上士兵欢迎蒋介石的口号声。
蒋介石给撑排的40位甲长每人赏了一块银元。
太康舰载蒋家父子抵上海赴台北，其后是中美号座机送他们在福州、广州、重庆、成都之间节节奔走，在他们背后是红旗滚滚。
同年12月10日午后2时，中美号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目标台湾。
“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枪然”。
当天下午6时30分，蒋介石一行抵达台北。
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蒋介石，自此退缩到台湾安了26年。
蒋介石在溪口时曾经反省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1949年2月1日日记）“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动荡不安，在台湾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思·克罗泽在他的《蒋介石传》里写道。
蒋介石复杂的思乡情结
虽然偏安一隅，局势岌岌可危，但是蒋介石的“人在台湾，心在大陆”的意识相当明显。
他在统治台湾的政策上，一切建设，几乎以“反攻大陆”的理念铺路，他不容异已反对，就算是麾下的幕傣爱将，一旦提出“反共无望伦”的看法，也一律重刑严惩，这种行为一直为世人所唾弃。
但在另一方面。
蒋介石要求尽量在台湾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点仍需客观承认。
在百年大业的教育问题上，蒋介石不断地灌输“台湾民众恨大陆”的理念，在学生对自己家乡尚是一知半解时，就要求他们对大陆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上，则提供蒋母教诲自己的文章供学生背育。
他甚至压抑台湾当地通行的闽南语，成功地推行了两岸民众都能沟通的“国语”，这使得两岸虽有半个世纪的隔绝，但是却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没有想象中的陌生，让两岸民众间仍然存在一股共同的文化血脉。
另外，他的思乡情结含蓄地寄托在所居官邸及行馆上，要求有类似故乡浙江奉化的景致。
以“大溪慈胡”为例，此地原名碑尾，位于桃园县大溪镇与复兴乡交界处。
蒋介石初来此地，认为大溪的秀丽山峦，宛如奉化家乡的山水之美，因此特别喜爱这里。
同时，为了感念母亲王太夫人的慈爱，故将碑尾的地名改成了“慈湖”，在此建立“总统”行馆，常常驻足于此。
而这里，也变为日后安置蒋介石父子遗体之处。
除了“大溪慈湖”外，“涵碧楼”也是蒋介石生前常往的行馆。
“涵碧楼”位于台湾中部，是国际驰名的观光景点。
日月潭名胜之一“慈思塔”，为日月潭最高点，采中国宝塔建筑，共分9层，塔顶二层为蒋母王太夫人的纪念室，也是为感念母思而设的，可见蒋介石对于无法回乡探视先妣，感到万分愧疚。
此外，他还仿北京故宫外观建圆山饭店，饭店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圆山在当时还是世界十大著名饭店之一，饭店的建立除了想招待当时来台的贵宾外，坊间亦传说他是怀念当时在中国掌权时，得意风光的年代。
海峡“密使”
尽管表面上音讯隔绝，但海峡两岸一直有来自双方高层的暗中交流，其中的中介被传媒称为“密使。
”他们在海峡两岸壁垒森严时期，起着不小觑的作用。
1950年5月下旬，高雄市“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乘船抵沪，成了1949年之后国共间的每一位“密使”，因为他的妹夫是陈毅的胞兄陈熙。
策划者是他的两位黄埔六期同学和一位蒋经国的亲信。
据说，蒋经国认为李是陈毅的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要进攻台湾。
蒋经国以为希望不大，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给李的意见也是：目前谈国共合作为时尚时。
1957年4月，住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坐火车入京。
宋是宋希濂的兄弟，也是衔蒋介石之命来试探中共的合作意图。
一年前，章士钊受托向台湾方面转送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密函。
函中呼吁两党合作和统一，还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两周之后，宋返回香港写了一份
1..5万字的报告。
据说，蒋介石恼恨该报告对新中国的“激动”，嘱宋不必返台。
1973年，宋宜山因为参加了在香港逝世的章士钊的追悼会，被台湾撤消“立法委员”职务。
1973年5月中旬，一架的专机飞抵，92岁的章士钊坐在轮椅上被抬下飞机。
香港的传媒纷纷猜测，章是带着国共和谈使命的。
老人家的确是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而来，抵港第二天就开始约见旧人。
可惜不假年，一个半月后，章干钊在港去世。
1975年春节期间，香港的报纸发表陈立夫的文章。
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来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造福人民；吁请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第三次国共合作局面。
据说，旅美多年刚刚返台的陈立夫是受命于风烛残年的蒋介石。
两个月后，89岁的蒋介石去世。
反统战不妥协的蒋经国，在1981年就暗许自己的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
台湾的著作披露说，沈诚在1986年至1987年里频频穿梭于两岸。
1987年3月，大陆政协邀请沈诚赴北京晤谈。
沈密谏蒋经国力主突破“三不”，蒋经国的回答是：对民间接触，台北方面的政策是新“三不”，就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北方方面的建议是：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并且致函蒋经国，请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
蒋经国的意见是不能操之过急，在双方取得一定协议前尽量不赴会。
需要在政府部门成立协调机构来运作。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废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
“移灵奉安委员会”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崩俎”。
菲律宾一家报纸说：蒋介石“梦想返回大陆仍旧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蒋介石在台湾搞土改搞“党改”，就是光复大陆的梦想不改。
现在，他守着的还是“一个中国”。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其灵柩一直停放在“慈湖”别墅。
“慈湖”在台北市南60公里处，蒋在这里信照溪口的建筑样式建了几排平房，生前经常来此小住，并且批示自己身后暂厝于此。
所谓暂厝就是暂时放置，并非安葬，要“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
将介石在南京时，曾经选定中山陵和明孝陵（朱元璋墓）之间的一块地为墓地，并且建了一座“正气亭”以为标记。
1996年7月8日，蒋纬在国民党中央直属第六组会议上，提出蒋介石、蒋经国灵柩移大陆临时动议案，提议成立“移灵奉安委员会，”“以安民心，促进和平统一”，造成两岸间的震撼。
因为蒋家的失势，台湾仇蒋之风日炽，蒋纬国担心蒋家父子的陵寝被突击破坏，而且蒋氏父子拖了几十年仍无法下葬，因此希望台湾当局能有所安排。
但是，当时台湾省籍情绪的问题，一再地被政客炒作，如果贸然移灵，这会让许多外省族群对当政的李登群有更多“误解”，认为本省籍的李登辉是要把“外来政权”的两蒋赶回大陆，于是移灵一事又被搁置下来。
现阶段两蒋的灵柩，由军队保护着，目前担心的反而不是被坏，而是怕被遗忘。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先要聊一下的就是，这个淮西指的是哪里。
所谓的淮西，所包括属地有：寿州（今安徽凤台）、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舒州（今安徽安庆）、和州（今安徽和县）、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光州（今河南潢川）、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六安军（今安徽六安）。
那么接着咱们再盘点一下朱元璋手下的那些谋臣武将，都有哪些属于淮西的。
第一个淮西集团那肯定不用说就是淮西二十四将，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君用、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郑遇霖、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德兴。
再看他其他的大将，跟他沾亲戚的朱文正，李文忠那不用说也是淮西的，重要将领中还有胡大海、常遇春、邓愈也都是淮西人。
再来看看文臣集团里，被朱元璋最为重视的李善长是淮西的，李善长的得力助手，后来朱元璋时代任过宰相的胡惟庸也是淮西的。
在明朝的建国过程，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朱元璋的手下基本上就是淮西武将集团、淮西文官集团、还有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可浙东集团相比淮西集团那个人数就少太多了。
而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谋臣和武将都是从他老家淮西出来的呢？个人觉得原因有这么几个。
我要说的第一个原因，或许有些人都不会认同，但是我觉得是大家之所以能有这个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朱元璋的成功，使得这些人的成就与影响比本身的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了一截。
了解朱元璋手下这些人的都知道，真正的一流统帅级别的将领就是徐达和常遇春，一流的谋士就是李善长和刘伯温。
可以说朱元璋的南征北战，政策方针主要都是这几个人的功劳，别人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忽视，但剩下的人，淮西人里面个人觉得能够得上杰出的只有朱文正、李文忠、胡大海、邓愈、郭英五个人了。
所以说，后人之所以会觉得他们杰出，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朱元璋的衬托所拉动的。
除了这个原因，我觉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徽人团结。
朱元璋集团中的人相比元末的人更加的团结，团结也就促进了他们的成功，也就可以让他们的杰出发挥出来，如果天天的陷于勾心斗角中，那么杰出也无法体现出来。
而安徽人的团结不仅在朱元璋身上可以体现出来，后来的王王亚樵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称雄，所依赖的斧头帮也是安徽人构成的。
大家不要说后来的党争，还有朱元璋对功臣的残暴，那个是得了天下之后的事，人心都变了，和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三就是当时的淮西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还有元朝的残暴统治，说是民不聊生也不为过，所以他们起义的人就要多，基数大了，那么出现优秀人的数量自然而然就会多起来。
如果这个地方就一个人起义，他在杰出也只有一个。
可是几万人起义，出那么几十个其实也很正常。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朱元璋善于用人。
因为朱元璋敢用他们，敢信任他们，而且能给他们找到最适合的位置，让他们人尽其才，所以他们的杰出能力就发挥出来了。
单说我个人的看法，我绝不相信一个地方的人比另一个地方的人会聪明哪里或者优秀哪里。
但是我也相信，如果出现了一个极其优秀的人，那么他的推动力和领导力，可以让一个地方人的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所以，之所以淮西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将领和谋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的成功让他们有机会载入史册，使得人们了解他们，另一个就是朱元璋的优秀领导才能让他们发挥出了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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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面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
1935年，蒋介石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借追缴红军为借口来到四川，但他的根本目的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和支撑中华民族长期对日作战的根据地。
蒋介石他很清楚的知道，凭中国现有的空军力量，和日本人经过短期交战之后，中国的制空权可能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控制。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
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
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
”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
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
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
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
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
1921年初，蒋介石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
”北伐战争时，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
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
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5000支步枪，外加500万发子弹。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
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
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
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掌控黔省。
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
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而重庆，它作为一个山地城市，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在近代制空权上缺失之后，由于地理环境，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指挥中心。
另外，重庆有得天独厚的两条大江，这是重庆一个重要的交通条件。
那么当时靠水运就可以把兵源和战争物资这些军备等等，通过这个水道向重庆汇集。
再有，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比西安，比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介石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首都，就确定在重庆。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1月15日临时发布。
装船时间非常紧张。
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
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七十岁高龄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他的部下，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在月光中登上了“永绥号”兵舰，先离南京而赴重庆。
林森走之前蒋介石来送他，他告诫蒋介石说，你们将来一定要打回南京去，他没有说我们，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了南京了，他这个预感很正确，他当时已经70岁了，就像一个为国殉职的这么一个慈父一样。
离开南京前夕，林森还曾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有二矣了，要预以为之谋，我死之后，我还有存款50万元，拨为基金，专供那些留学欧美的那些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们，供他们学习，后来具体多少人没有统计。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
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云集重庆的世界名人、各国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庆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城市。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这段时期重庆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极大的提升，重庆由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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